为什么上海与鹤岗的房价差额能有几百上千万？

为什么人们都涌向北上广深发展，没什么人愿意去西北、东北发展？

本篇是城市观察系列。

城市价值

一个城市的价值，完全是以其优势产业的容量决定的，当优势产业衰落，自然而然会带动城市就会衰退。

河北的省会换了好几茬，保定作为省会的时候，石家庄是农村，正定还富饶一些，省会一切换，保定闻名全国的只剩下驴肉火烧。天津也是相同的逻辑，1949年前非常富庶，是全国工业重镇，叠加港口优势，外贸和工业双重暴击，工业体量占到了全国的15%以上。后期承接河北省会的功能，依然富甲天下，但拿掉运输和工业的优势后，目前在国内所有直辖市里排倒数第一，很多王牌地级市如深圳、苏州县城的gdp也早已超过了天津；

俗话说“生在扬州，死在柳州”，扬州靠盐业发家，带动多个产业并行，靠海产盐成本极低，周边水路四通八达，产出的盐不用过夜就能运出去，盐税是明清时期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。到了现代，这个功能不再重要， 扬州跟周边的苏北城市如镇江、泰安也没有什么大差别。

宜宾、遵义也是不错的地方，依靠拳头产业发展，有自己的机场（苏州都没有）和依附于白酒行业的其他产业，但经济形态单一，想要超过成都、贵阳这种省会城市，短期内希望不大。但深圳也不是省会，却可以稳居全国前三，硬生生把老大哥广州挤下去一名，原因也很简单——科技带动经济发展，毗邻香港，金融业和贸易亦有支持，这也是得天独厚的经济王牌。

上海是远东第一城市，大部分是由于其完美的地理位置，叠加我国强劲的外贸——上海的港口是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，不受海岸线和内陆河道等地理因素等影响。如果其他国家想再建一个上海，光交通网的修建就是一笔天文数字，基本不可行。上海还有空港的加持，全世界都没几个城市有如此优势。

上海港

上边讲的是大城市的优势与劣势，但不管如何，这些城市总是有一两张王炸的，能撑起一个区域的大发展大繁荣。但县城与他们不同，未来的前景比大城市差很多。

从经济学角度看，大城市的确立和发展，都是经济原因。而在古代，县城的选址，一般选在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、交通便利的地方，方便国家收税、清点人口，当时交通、通讯条件都特别差，只能通过驿马传讯，因此为了行政管理，成立“县”规模的小型城市，是古代统治者为了方便统治的手段之一。历史上的县城，出了少数依附于大城市的之外，规模都不大，也没有什么经济任务，没有大规模建设的“经济动机”。

但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推动，县城成了人口聚集的枢纽，相应的，房地产行业在县城也有了快速发展。但目前的大部分县城，没有什么好的经济产业，提供不了太多的高薪岗位，无法把10-20万人口固定在本地，安居乐业。县城的实质还是“消费”，年轻人去大城市打工，春节回乡看看老婆孩子，顺便把赚到的钱留下来。

这个模式本来挺好，但各个大城市为了“抢人”，放低了落户的门槛，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“抽水机”，吸引走了年轻人。年轻人都搬到了省城，剩下的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也无法撑起县城的经济指数，这也是县城经济难以高速发展的原因。

区域经济的利弊

县城怎么才能发展好？大城市病如何缓解？

全国统筹一盘棋，其实是相当难处理的问题。人口在迁徙，但用地指标等资源是不跟着人走的——京沪深的用地指标不会因为外来人口增加而增加，还要根据规定确保农业用地等。同样，地方上也并没有说年轻人迁走了，土地指标就要有所变化，开发商为了业绩的增长，仍然在县城不断造房子，这就造成了大城市好房子供应不足，房价上涨，而人口大量外流的县城，有了房产去库存压力。

那么能不能土地指标跟着人走呢？土地指标摊到每个人头上，小王从河北到了北京，北京的指标+1，沧州的指标-1，可以吗？

只能说这个方法未来或许可以，现在不行。虽然这样能解决土地指标的问题，但这样把资源都抽取到了大城市，导致富者愈富、贫者愈贫，与我们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相悖的。

这就是全国统筹发展、共同富裕的难处。

有些经济学不及格的自媒体，总说房价涨的太快了，应该暴跌才合适，房子多价格应该就是建筑成本。

这是说胡话。其实考虑到m2的数据，全国房价整体是没有大涨的——从2000年开始，m2差不多增长了十多倍，房价的增长也差不多是这个数据，可能分布不均，京沪深涨的多点，地方省会涨幅一般，小地方涨了3～5倍，农村房子没涨价。

区域间的经济差距，部分也是由房价的涨幅差距引起的。北京吃低保的贫困户，没有收入，但可能也是住在总价300万的破平房里，他们也没办法卖了房子举家迁徙。但这个价格如果置换成现金，在石家庄办个企业是没问题的。

房价还有土地制度和拆迁的影响，这点我们不展开讲。为什么萧山那么多拆迁妹？这也是造成区域差异的因素。

这么看来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，对经济整体的发展是不好的。但也不能这么讲。

举个例子，我小时候住的房子，是父母单位分的，家属院整齐划一，不管你是工人还是干部，只要能分到房子，都差不多，无非是职称高的人房子大一点，普通工人小一点，吃的住的用的，也都是平均分配。但这种计划模式下的分配其实效果并不好，那个年代的工厂效率，比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的大部分工厂都低，因为没有市场竞争，干多干少都一个样，工人偷懒、摸鱼、出次品……但手持“铁饭碗”，工厂也没办法处理他们，只要按时上下班，提级、加工资、年底奖金一样不差。

再加上工农业剪刀差，也对冲了一部分低效率，只是苦了农民兄弟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允许区域之间开始竞争，谁干的好谁在经济上的话语权就大，就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做大做强，形成了良性循环，工农业的剪刀差也在逐渐变小，农民兄弟们也用上了各种现代化的产品，我们漂亮农村的生活条件，完全不输欧美发达国家。这也是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”“全面脱贫”的意义所在。

把区域经济的差异制定一个可容忍的范围，适当鼓励各地竞争，对经济效率的提升有较多的好处。人类的本性就是贪婪和懒惰，假如一个人什么都不做，也能住在内环线的漂亮小区里，才是真正资源的错配，这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不符的。竞争才能带来动力，有了动力才能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标。

如何平衡区域发展差异与房价上涨，是未来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，期待有聪明人能想出妥善的解决之道。